“足够愿意去付出，就会为之勤奋。” 这是董纪昌一直坚守的信念。 

  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董纪昌，被公认为是管理学界的一颗新星。3年前，他获得“第十三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该奖项获得者年龄不超过40岁。此外，他还包揽了"中国科学院刘永龄奖特等奖"、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等诸多奖项。 

  关于他的成长，董纪昌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黄金三角结构

  “学数学吧，打好基础，以后走遍全天下。”因为高中班主任的这句话，董纪昌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董纪昌从小喜欢数学，数理化成绩向来是班级前3名，高中毕业直接保送至曲阜师范大学数学系，在那个大学招生名额有限的年代，他所在的这个山东最西部的县城高中，900多名考生中只有16名能上本科大学。 

  “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定很关键。数学是研究金融和计算机最重要的支撑，特别是当研究做到很高的层次时，没有数学背景，很难去推动。”董纪昌每每回忆起来，总是很庆幸自己选择了正确的专业，有了牢固的地基，才有可能建设摩天大楼。

   硕士顺理成章地过渡到计算机专业，博士则是金融中的资产组合管理方向。无疑，数学和计算机对董纪昌做金融帮助很大，“数学、计算机、金融，这是一个很理想的黄金结构。因为随着金融学科不断发展，需要的不仅是理论推导，更要运用计算机编程对资产定价、风险管理等问题进行模拟计算，数学是基础，计算机是技术支撑，均必不可少。”

   最佳组合的专业让董纪昌自身的成长一帆风顺，而回过头来反思教育体系，董纪昌认为仍需要加以改进，使以后的学生培养机制更加高效。众所周知，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中学阶段高度竞争，上大学之后相对宽松；而美国则相反，中学阶段全面培养学生的各方面能力，上大学之后才是高度竞争。“随着时代发展，中国的教育制度也需要改进。比如反转式教学，课堂上学生自由讨论，课下每个人广泛查阅文献、好好自学，可能更适合我们管理学专业。”
 

   在金融管理这个行业深入研究起来，学科背景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可助推加速，却并非是赢得比赛的核心因素。“坚持很重要”，董纪昌认为，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认认真真地干。“有时候需要保持一点好胜心，对自己苛刻一点，这样才能坚持下来，干成一件事。” 

   而为什么要坚持？作为教授，生活质量已经有了一定的保障，但是，“人活一辈子，总要做点事情，我还有心劲儿，愿意去做。既然选择了教育，就要把学生培养好。我最希望的就是学生能做出成绩来，这是最实在的收获。” 

走出去看看 

   做科学研究，同一领域的相互交流和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去发达地区或国家看看是大多数人的愿望。董纪昌也是如此，而他又是幸运的，在跃跃欲试、雄心壮志的青年时代，他曾有过多次交流访问的经历。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董纪昌的导师和香港相关机构有联合的研究项目，于是在2001～2002年间，董纪昌来到了香港城市大学做研究助理，香港前卫的科研理念和充足的科研资源为他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里面有他从未见过的世界。 

   香港有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料，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到那边我才知道，大陆的图书文献数据太少了。”除此之外，香港有很多从美国和欧洲引进的一流教师，水平非常高，他们的学术观点对学生开辟自己的学术领域至关重要。当地的老师对董纪昌的指导很详细到位，项目选择的着眼点清楚明了，董纪昌怎可放过这么好的科研机会，短短7个月内，他就完成了两篇高质量论文，并把另外两篇论文的思想确定下来。

   香港与大陆的环境相差很大，如何快速适应新环境，进入状态呢？董纪昌可并非从一开始就走上正轨，刚来香港的董纪昌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伙子，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渴望，心思简单，也很爱玩。有一次他和同事们在办公室玩高尔夫球，正当高兴时，老师走了进来。屋里鸦雀无声，老师板着脸，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当时老师告诉我：‘你们要找准方向，好好做事，珍惜这个机会。’这几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从那以后，董纪昌非常勤奋刻苦，上班时间从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 

   香港的访问经历让董纪昌深深地懂得了开阔眼界、了解前沿的重要性。只有站到最前沿，才能了解别人做研究的思想和方法，才可以借鉴学习，才有可能超越。“有时候我们做的东西好不容易完成了，才知道别人早就做了，这就是闭门造车的后果。”

   2005年，董纪昌来到日本进行了半年的交流访问。“到日本是开拓另一个领域。”当时日本在大数据技术方面研究得比较领先，学者更加注重应用研究，董纪昌想把他们做应用的方法技巧学习过来，与政府、市场结合，把大数据信息技术与金融研究相结合。

   日本特有的学术交流方式让董纪昌不禁感慨，“在日本，我半年就参加了11次学术会议，他们的学术会议一半是企业家，一半是学者，这就很好地解决了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现在应该以企业为创新主体，这种融合的方式很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值得我们学习。” 

   而给董纪昌影响最大的，还是日本人的勤奋。日本人苛刻的要求和敬业的精神也改变了董纪昌的生活作息。“我在日本租了一间宿舍，可是半年也就只有一半的时间睡在宿舍，另一半时间全在办公室睡，经常工作到半夜。”

   2010年，不满足现状的董纪昌来到美国交流访问。这次他的重点放在了房地产金融领域，他走访了纽约城市大学、纽约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三个地方，了解美国开发商的实际行为，美国政府的房产税制定流程，美国学者的研究热点等。而最重要的，是与海外建立合作关系，打造一个团队，以后有机会把学生送出去，接触国际最前沿。“做科研，需要外围的支持，国际合作非常重要。” 

   因为这些经历，董纪昌一直鼓励研究生出国深造。“学金融的人，若准备从事实业，先去华尔街学习一两年，再回来看看中国，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理解就比较深刻；做研究的人，可以出去读博士、博士后，看看国际的主流金融再回国，其实主流金融更多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而不仅仅是做实证研究。只做实证研究，是半瓶子醋，早晚会显露马脚。” 

董氏方法论 

  “成功无捷径，但是有方法。”董纪昌工作起来很有自己的方法和思路，大家戏称这是“董氏方法论”，这“无捷径”和“有方法”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取长补短正是董纪昌事业之路夯实的基础和秘诀所在。 

   其实无捷径就是最好的方法，而最好的方法就两个字：勤奋。“每个人基础差不多，智商没有那么大差别，学生阶段就是想怎么更勤奋地学习。没有勤奋，再聪明都没用。” 

   勤奋的基础上，还要掌握一定的学习方式、做研究的方法。首先，“年轻人不要把点放得太分散，集中到一个领域去做，有的人发表文章不少，但是点很分散，也不容易出成果。”所以董纪昌在管理团队上，把着眼点集中到房地产经济、金融领域。 

   此外，研究要与应用结合起来。如果不跟应用结合，很难发挥作用，更没法进行检验。董纪昌的研究领域大多与企业和政府的管理实践有着密切联系。董纪昌团队的政策报告多次被国办、中办批示，相关建议被采纳转变成相关产业政策，而且每年出版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回顾与展望》也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与推广应用。具体到研究生培养上，更是如此。“大学之前是做题模式，大学之后就要开启应用模式。研究生人数这么多，势必要向动手方面转换。”所以董纪昌让学生不要仅限于写paper，他的博士生只要写两篇高质量的文章就能毕业，硕士生如果不读博，文章不做过高要求，“但是知识应该向全面性发展，与实际相结合的项目尽量多做。” 

   再次，“一个完整的团队，‘层次感’很重要。”董纪昌在团队建设方面十分注重分层次，让不同的学生分流，各取所长。“有科研潜质的学生，我建议他们硕转博，做基础研究，我会安排他们与国外、国内有影响力的教授形成研究团队，重心放在有深度、有亮点的工作上。而对于不转博的学生，我要求他们做一些实际工作，有助于他们就业。”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家长”，董纪昌既要考虑整个团队的长期规划，又要照顾每个成员的个人发展，这角色分配过程中的反复权衡使得董纪昌练就了一双“慧眼”。“我们经济学科，理论与应用都重要。有的学生动手能力强，但是理论功底不够；有的学生理论功底扎实，但不擅长将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动态调整这种节奏，是一个导师应该做的。” 

   此外，“如果有捷径的话，合作交流可以算一个。”董纪昌不仅与国外、国内优秀科研人员合作，还和企业做联合研究，银行、咨询公司、投资公司、信托公司、券商、财政部、发改委，等等，都是董纪昌的合作对象。而且董纪昌也鼓励学生多参加高质量的国际学术会议。“结识优秀的人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看别人在做什么，最新的方法、工具是什么。”学术会议中，董纪昌要求学生了解会议手册里哪些点是需要关注的，会议报告有重点听的，有广泛听的。“从一次次学术会议中积累的科研敏锐性，是无价的财富。” 

教育者的责任 

   每年年初，董纪昌团队都会对当年经济、房地产市场整体趋势进行分析预测，2014年他们的预测是“房地产价格的同比增幅将在7%左右，政府的土地供给将出现正增长。”这些成果对于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此董纪昌却有着一颗平和从容的心。“早些年还有些成就感，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很平淡了。我知道什么是本质的东西，什么是身外之物。” 

   这本质的东西，就是“教育和传承”。虽然董纪昌与政府、企业打交道很频繁，但如果要定位自己，董纪昌认为自己的第一身份“只是个老师”。把学生成才当作体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部分，“学生有出息了才是最大的成就。”他享受这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身份，也一直以最认真的态度当好一名合格的老师。

   对于老师来说，师生关系至关重要。而师生沟通的桥梁，在董纪昌的团队里就是每周至少一次的讨论班。“坚持开讨论班对引导学生非常重要，无论多忙，我每周至少一次到场，我要求学生必须参加，我的博士后和博士也会组织一些小规模的讨论班。”讨论班的内容丰富多彩，不仅有当前课题项目的进展汇报、知名企业家或学者的讲座报告，还有读书方法、科研工具、阅读文献的分享和交流，“好点子不完全是老师想出来的，我的一半选题都来自学生。在讨论班上大家尽情头脑风暴，气氛非常活跃。”在科研工作上，董纪昌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因为我要对他们负责。” 

   严师出高徒，不仅适用于董纪昌和他的学生，也同样可以形容董纪昌的导师。董纪昌的导师汪寿阳教授现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他不仅治学严谨，教育学生更是非常严格，对董纪昌影响很大。“我对学生的这一套都是从汪教授那儿学来的。”汪老师上课、开会均要求学生签到，董纪昌读书期间，从来不敢迟到。有一天晚上董纪昌学习熬夜到很晚，第二天起晚了，上课迟到了。汪老师说：“小董，你来得这么晚，我给你买一个闹钟吧。”下课后，他就真的给董纪昌买了个闹钟，放到他宿舍里。董纪昌谈起多年前的这件小事儿，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有时候一件小事真的会影响人一辈子。” 

   这件事也让董纪昌成为一个再也不迟到的人。董纪昌的一名学生告诉笔者，有一次他带学生去郊区参加活动，当天晚上很晚才结束，然而第二天凌晨4点多董纪昌就开车回城区，因为早晨他在中科院有课，他担心上课会迟到。所以，在学生们的印象中，董老师不管是对学校的工作还是上课，从来不会迟到。

最爱的大伙伴

    董纪昌对自己的学生，总是“想方设法”地关心、教育、引导。“我刚当导师的时候，跟学生年龄差不多，关系就跟哥们儿一样铁。”直到现在，董纪昌一直很爱跟学生聊天，“了解学生的心态、追求，从大局上引导学生，让他们有更开阔的胸襟。”每学期他会组织3～5次集体活动，在青山绿水中敞开心扉，拉近师生的距离。对于面临就业的学生，董纪昌也会进行职业引导，“我很重视设计全流程培养，硕转博是5年，一个学生把5年时间交给我，难道我不应该帮他从入学到毕业好好规划？” 

    不仅对自己的嫡系弟子，对听董纪昌讲课的所有学生，“我都会琢磨，怎么关心学生。”董纪昌上课，总爱先谈5分钟哲学，有时候是“少占便宜多吃亏”，有时候是“做人正直做事认真”，很多学生都特别爱听。董纪昌笑谈道“我爱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这甚至比课本的知识更重要，“研究生阶段做学问和做人做事必须联系起来，否则学不好，也不知道学好了干什么用。”遇到这样一个好老师，学生们求之不得，很多听他课的学生非常愿意跟董纪昌交流，生活中有问题会首先想到给他发邮件请教，毕业前就业也爱找他咨询一下，“他是我们最爱的大伙伴。”课题组成员李秀婷形容道。

    李秀婷从硕士就跟着董纪昌学习，“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对学生生活很关爱。”李秀婷告诉记者，学习之余，课题组经常组织各种活动，董纪昌总是跟学生打成一片，没有任何架子，全能手的他不管桌球、保龄球、羽毛球都玩得来，在他的影响下，师门上下相处十分融洽，特别团结。“董老师和学生们特别亲，他会想，有多久没见学生了，打个电话开个会，不一定有事情，就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他把学生当作家人一样，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更多。”

    的确，董纪昌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工作中，陪家人的时间自然会少，但他总是努力抽出时间陪儿子成长，父子俩保持多年的习惯之一就是每天早晨一起上学，这是无论工作多忙都雷打不动的。晚上董纪昌给学生开讨论班、修改论文，熬夜到凌晨一两点更是家常便饭。“去年一年几乎没在家吃过午饭，晚饭总共也就在家吃过十几次。”对于如此敬业的董纪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他最大的动力。(本文来自《国科大》杂志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